“社会理论中的鲁滨逊问题”（一） | 伊恩·瓦特：《鲁滨孙漂流记》、个人主义和小说

策划人/杨璐

笛福在其耳顺之年创作《鲁滨逊·克鲁索》，而后又接连创作了两部续集。他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个故事对后世的思想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亚历山大·蒲柏、约翰逊博士、华兹华斯等文学大师对之肯定，思想家也将鲁滨逊的故事与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关联起来。在卢梭看来，比普林尼和布丰的自然史更接近自然的是《鲁滨逊·克鲁索》。鲁滨逊在孤岛上的自然生活方式为人提供了按事物真正关系和自身用途做判断的机会。政治经济学家喜好鲁滨逊的故事，因为鲁滨逊持续不断的勤勉经营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人的典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称鲁滨逊是地道的英国人，其劳动活动展现出人和其创造物的全部关联。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鲁滨逊·克鲁索》讲述的是纯正的宗教热潮慢慢消解的清教徒的故事。

的确，不同于在传统世界拥有地位的主人公，鲁滨逊离开他被安放的世界位置，一生闯荡。这是西方人不断出走去看世界的故事。他在各种困境和际遇中展现了人性的真实性。鲁滨逊没有固定的家，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与当地人打交道。但在安顿下来后，他并不贪恋那里的产业，又要继续冒险。他的朋友就是他这一路闯荡中结交的各式社会中的人。伴随冒险的足迹，他的精神版图也扩展到非洲、印度、中国、西伯利亚、沙俄等非西方世界。这里没有奥德修斯式在既定的习俗世界中的返航，只有现代人通过自己的自然理性和经验重新奠基世界的过程。这是一个人与整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故事。伴随着他的闯荡，新世界由此展开。

鲁滨逊一生何尝不是在进行一次笛卡尔式的工作呢？相较于哲学文本，小说文本无疑更容易让读者直接感受到时代的风气和人的精神。时至今日，我们还会对鲁滨逊的故事发生兴趣，说明它与晚近以来中国人的精神处境有着某种切近性。城市扩张，传统农业破产，旧有的阶级、家族和行业关系松动和解体，人不再生来就属于某个固定的家族或阶层。人生变成了一场经历，或者说人就是来世上经历的。经历之后可能就有进步。人要有勇气去做自己没做过的事。因此，我们选择了四篇不同向度的理论文章，来共同开启鲁滨逊的故事隐含的现代人生活的根本问题。

正如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所言，悲剧是用一种适宜的高雅语言描绘英雄的兴衰故事，主人公是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则归属于喜剧，它被认为是一种描写“低于我们”的人的适宜的“低级”体裁。然而，小说与前两者都有着不同，它饱含着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换言之，个人的日常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关照和审视。在瓦特看来，笛福的重要性就是，他的作品比以往任何作者都更充分展现这种个人主义概念。个人主义概念并非“自私的、奇特的或引人注目地独立于通常的见解和习俗之外”，而是指整个社会受一种独特信念支配——每个人天生有别于其他人——这是一种独特的价值伦理和视野，其背后是全新的认识论和现代心理构成。个人面对日常生活中每个问题的方式成为深刻和持续不断的精神关注的内容。正如笛福会以最大限度的真实细节来对鲁滨逊的日常细节进行描绘，并知会读者，日常生活有着潜在的道德和精神的含义。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是检验他的精神品质的机会。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鲁滨逊的故事蕴含着的现代人的价值信念和伦理精神。

伊恩·瓦特/著

刘建刚 闫建华/译

小说要真正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似乎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个体，把他看作其严肃文学的恰当主题；二是普通人必须有足够多样化的信仰和行为，只有这样，详细陈述这些信仰和行为才能引起普通人即小说读者的兴趣。很可能直到最近，小说才广泛具备这两个赖以存在的条件，因为两者都依赖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兴起，这个社会是个综合体，它蕴含“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所表示的相互依存的众多因素。

甚至“个人主义”这个词也是最近才出现的，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叶。毫无疑问，在所有时代和所有社会，有些人之所以是“个人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或者明显独立于当前的观点和习惯。不过，个人主义的概念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此。根据它的设想，整个社会就应该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每个人在内心既独立于其他个体，也独立于“传统”这个词所代表的过去的各种思想和行为模式，而传统永远是一种社会的而非个体的力量。反过来说，这种社会的存在显然取决于一种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以及适当的意识形态。再具体点说，它取决于这样一个经济和政治组织，这个组织允许其成员在广泛的范围内选择其行为。它还取决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其根基是个体的自主权而不是过去的传统，与个体的特殊社会地位或个人能力无关。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在这些方面具有独特的个人主义色彩。现代社会的产生有许多历史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至关重要，即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教的传播，尤其是以加尔文主义或清教主义形式出现的新教。

丹尼尔·笛福

（Daniel·Defoe 1660—1731）

(a)        

大体说来，笛福笔下的主人公要么没有家庭，比如摩尔·弗兰德斯、雅克上校和辛格尔顿上尉，要么少小离家再也没有回去过，就像罗克萨娜和鲁滨逊·克鲁索一样。由于冒险故事本身排斥传统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个事实就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至少有房子和家庭。他之所以离开家庭，是出于典型的经济人动机——他需要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命中注定的那种自然倾向”呼唤着他去海上冒险，使他不愿意在出生的位置——“下等生活的上等位置”——“安顿下来”，尽管他父亲对这种生活条件赞美有加。后来，他把缺乏这种“被遏制的欲望”、不满足于“上帝和大自然给予他的位置”看作一种“原罪”。

不过，当时他和父母之间的争论其实就是一场辩论，争论的核心不是关于孝道或者宗教，而是出去冒险和留在家里哪个更能发财。双方都承认，辩论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结果，由于他的“原罪”，克鲁索实际上赚得盆满钵满，变得比他父亲更富有。

克鲁索的“原罪”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动态趋势，其目的绝不仅仅是维持现状，而是不断改变现状。离开家乡，改善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命运，这是个人主义生活模式的重要特征，可以看作“不安分”的心态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体现，洛克把这种“不安分”确定为他的动机系统的核心。

帕斯卡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认为不安分是凡人持久痛苦的指数。帕斯卡写道：“所有人的不快乐都源于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他们不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关于这一点，笛福的主人公完全不同意。即使到了晚年，克鲁索依然这样说：“……做贸易利润如此之大，而且我可以说十拿九稳，这确实比静静地坐在那里更有乐趣，更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什么都提供不了这种令人怦然心动的机遇或满足。对我来说尤其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于是，在《鲁滨逊漂流记》的续记《鲁滨逊·克鲁索更远的冒险》中，克鲁索开始了又一程有利可图的奥德赛式的冒险经历。

因此，由于受经济个人主义根本趋势的影响，克鲁索不重视家庭关系，无论身为儿子还是身为丈夫。笛福在他的诸如《家庭生活指南》等说教著作中强调家庭对于社会和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是这种根本趋势与他所强调的观点互相矛盾。好在他的小说反映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因此他为这些关系塑造了一种微不足道的、整体而言具有阻碍作用的角色。

如果一个人理性地审视自己的经济利益，他可能很少会受国家和家庭关系的束缚。笛福将个人和国家一视同仁，自然是出于对其经济价值的考虑。因此，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宣称的最爱国的一句话是他的同胞每小时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工人的都高。

我们看到，沃尔特·德·拉·马尔（Walter de la Mare）恰如其分地说，克鲁索是笛福的“选择性亲和高手”，只有在经济美德缺场的时候，他才会表现出仇外心理；而在经济美德在场的情况下，譬如对于西班牙总督——一位法国天主教牧师、绝对的葡萄牙角色——克鲁索则是赞美有加。另一方面，他谴责许多英国人，譬如岛上的英国定居者，理由是他们不够勤劳。人们感觉克鲁索不是靠情感纽带和他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摆脱家庭的羁绊一样。只要身边有人，他就开心，丝毫不在乎他们的国籍，只要能跟他们做生意就行。跟摩尔·弗兰德斯一样，他认为“口袋里有钱，哪儿都好玩”。

乍看上去，我们似乎把《鲁滨逊漂流记》归为有点独特的“旅行冒险”类作品，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由于小说情节跟旅行密切相关，再加上主人公脱离了他的正常环境，即脱离一种稳定而有凝聚力的社会关系模式，所以确实会把《鲁滨逊漂流记》置于小说发展史的边缘位置。但克鲁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由自在的冒险家，他的旅行仅仅是社会趋势中一个极端的案例而已，正如他摆脱社会关系之后获得的那份自由一样。如果放在现代社会，他的旅行再正常不过，因为经济个人主义把追求利益作为一种主要动机，大大增加了个人的流动性。讲得再具体一点，诚如现代学术研究所揭示的那样，鲁滨逊的职业选择是在他阅读了无数卷航海日志，了解了航海家的丰功伟绩后才做出的决定。

这些著作讲述航海家们的丰功伟绩，讲述他们如何在16世纪为贸易扩张提供黄金、奴隶和热带植物，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7世纪，他们继续这一历程，着眼于开发殖民地和国际市场，这些都是未来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

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

因此，笛福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他那个时代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倾向，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主人公有别于文学中的大多数旅行者。鲁滨逊·克鲁索不像奥托里库斯，他不是一个植根于他所熟悉的大环境中的商业旅行者；他也不像尤利西斯，他不是一个迫不得已踏上征程的探险者，并非时刻想着回到自己的家庭和故乡。对于克鲁索来说，追求利益是他唯一的天职，整个世界都是他的领地。

如果重视个人的经济优势，往往会削弱个体以及群体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与性有关的关系。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性是人类生活中最强大的非理性因素之一，是个体在理性地追求经济目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潜在威胁。

因此我们将会看到，由于这个原因，性也被置于工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控制之下。

在小说家当中肯定没有比笛福更强烈地反对浪漫爱情的了。甚至对于性的满足，哪怕是在他说起性的时候，也往往会被最小化。例如，他在《评论》中抗议说，“里面那些被称为快乐的琐事”根本“不值得忏悔”。

至于婚姻，他的态度很复杂，他所展现的事实是，即使男性的经济美德和道德美德也不一定是有利可图的婚姻投资。在他的侨居地，“就像世界上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在这些事情上，上帝如此眷顾，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我不能言说），两个诚实的小伙子娶了两个最糟糕的妻子，那三个被上帝抛弃的家伙——这样的人绞死都不值……却娶了三个聪明、勤劳、细心、灵巧的妻子”。虽然他的插入语含糊其词，却足以雄辩地证明，他确实认为天意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因此，爱情在克鲁索的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连性的诱惑都被排除在他最伟大的胜利场景——海岛——之外，这就不足为奇了。当克鲁索真正意识到那里没有“社交活动”时，他祈祷能够有人陪陪他，然而我们发现，他渴望得到的却是一个男性奴隶。

有了“星期五”之后，虽然没有女人陪伴，他却尽情享受那里的田园风光。这一点颇具革命性，因为它背离了从《奥德赛》到《纽约客》中的作品描写的沙漠荒岛所引发的那种传统的渴望。

即使在克鲁索最终回归文明之后，性依然完全让位于商业。只有在他通过再次航行使财务状况得到充分改善之后，他才结了婚。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人类冒险，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件事“既没有对我不利，也没有让我不满意”。而且结婚、三个孩子的出生以及妻子的去世这一系列事件，只构成他的一个句子的前半部分，整个句子的后半部分则由他的下一步航行计划构成。

女性唯一的重要角色就是她们的经济价值。当克鲁索的几位移民抽签挑选五个女人时，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

抽中第一个挑选的人……选中的是五位中最难看、最年长的女子，让其他人开怀大笑……但是他认为她比其他几个女子更合适，他们期待女人除了具有其他方面的能力，还要既实用又能帮他们干活，后来证明她是这批货中最好的妻子。

“这批货中最好的妻子”这种商业用语让我们想起狄更斯的一句话——他曾经根据笛福对待女性的立场判定笛福自己肯定也是“一件极其乏味、让人讨厌的商品”。

同样，在克鲁索的其他人际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非经济因素的贬值。他对他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商品价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摩尔少年佐立，他曾帮助克鲁索逃脱摩尔海盗的控制获得自由，在另一次事件中，佐立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表明他的忠诚。克鲁索毅然决然地表示要“永远爱他”，并承诺“让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然而他们航行遇险，被葡萄牙船长搭救之后，船长向克鲁索开出60个银圆[1]的报价——这可是犹大出卖耶稣时得到的两倍的价钱，克鲁索无法抗拒这一诱惑，便毫不犹豫地将佐立卖身为奴。有那么一瞬间，克鲁索的确犹豫过，这是不假，但是当佐立的新主人承诺说，“如果他信奉基督，我十年内让他获得自由”，他的顾虑就轻而易举地打消了。直到后来，他的岛上生活变得如此艰难，他才意识到人力远比金钱更重要，这才后悔不已。

克鲁索与“星期五”的关系同样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根本不问他叫什么名字，就直接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即使在语言方面——人类可以通过语言完成动物之间根本无法达成的事情，正如克鲁索自己在《鲁滨逊·克鲁索沉思录》中所写的那样，克鲁索是个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他告诉我们，“我也教过他说‘是’和‘不’”，但正如笛福同时代的评论家查尔斯·吉尔登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他们交往了很长时间，“星期五”依然说的是蹩脚的英语。

然而，克鲁索却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理想的。“如果尘世间真有完美幸福的话”，他所体验到的就是“至臻至美的幸福”。

在克鲁索的欢乐小岛上，两人各忙各的，沉默是金色的音乐，偶尔会被“不，星期五”或者一个卑微的应答“是的，主人”这样的简短对话打破。似乎只要慷慨仁爱地赐予，或感恩戴德地接受仁慈而苛求的恩泽，就可以使人的社会属性需求、人对友谊和理解的需求得到满足。确实，就像他对待佐立那样，克鲁索后来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他比我活得更长”，他会为他的仆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幸运的是，他用不着做出这样的牺牲，因为当“星期五”在海上去世时，他所做出的牺牲就是在讣告词里用寥寥数语表达一丝同情而已。

克鲁索和星期五遇到了一艘英国船的船长，这艘船的船员发生了叛乱。

(b)        

如果说鲁滨逊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个人主义的心理和社会取向，那么他的冒险经历对读者的吸引力似乎主要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伴随物——经济专业化的影响。

小说的兴起之所以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分工。部分原因是社会和经济结构越专业化，小说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中的人物、态度和经验的差异越显著，他的读者就越感兴趣。另一部分原因是随着经济越来越专业化，人们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于是就产生了与小说息息相关的读者大众。还有部分原因是这种专业化在读者中激发出一种特殊需求，这种需求正好可以从小说中得到满足。这至少是T.H.格林的基本观点：“在渐进式劳动分工中，尽管我们作为公民变得更为有用，可是我们似乎失去了作为人的完整性……现代社会的完美组织消弭了冒险经历能够给人带来的刺激，人也很少有机会独立解决困难。能够触动我们的人类探险趣事就更少……”格林总结说：“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靠报纸和小说。”

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们空前依赖于印刷机提供的生活经验的替代品，尤其是新闻和小说形式的产品。这很有可能是经济专业化的结果，因为它导致日常事务中缺乏多样性和刺激。然而，《鲁滨逊漂流记》则更直接地证明了格林的观点，这部小说之所以如此吸引读者，显然是因为它在经济领域里为笛福的主人公提供了高质量的“孤军奋战的机会”，让读者可以心领神会地分享他孤军奋战的经历。他的奋斗经历如此吸引读者，说明经济专业化深刻地削弱了人们生活的多样化和刺激性，其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的文明重新引入一些基本的经济过程，为的是将这些过程作为一种疗救性娱乐活动：通过园艺、家庭编织、陶器制作、野营、木工和饲养宠物等等，所有人都可以跟随笛福的主人公体验各种环境迫使他通过改变自己的性格所获得的满足感，而且像他那样，“通过对事物做出最理性的判断，每个人最终都可以掌握每一种机械艺术”。

若非如此，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

笛福当然很清楚，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特征就是经济越来越专业化，结果导致大多数“机械艺术”与他的读者的生活经历格格不入。例如，克鲁索制作面包时心里就在想：“这有点奇妙，我相信很少有人还能想起供应、采购、加工、调配、制作、最后完成这块面包必不可少的许多复杂工序。”

笛福的描述长达七页，如果是中世纪或者都铎时代的读者，他们对这么详细的描述不会有多少兴趣，因为他们家里每天都进行类似的基本的经济过程。但是，正如卡尔姆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到了18世纪早期，大多数女性都不“烤制面包，因为每个教区或村庄都有面包师”。因此，笛福可能想着他的读者会对这类经济生活的详细描述感兴趣，故而大段大段的描述是他小说叙事中非常重要而令人难忘的一部分。

当然，《鲁滨逊漂流记》描写的并不是笛福本人那个时期、那个地点所发生的实际的经济生活。要把普通人的体力劳动表现得十分有趣或鼓舞人心，这有悖于劳动分工背景下经济生活的事实。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著名的劳动分工为例，制造一枚钉子需要许多个独立工序，一个人只完成其中一个工序，他干活时不可能像克鲁索那样感到趣味无穷。因此，笛福将经济的时钟拨回到过去，把他的主人公带回到原始环境中，把劳动过程呈现得丰富多彩，鼓舞人心，而且这样的环境与制钉的家庭环境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在这种环境里个体的付出与回报绝对等值，这是当代经济条件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变化，笛福才能够通过叙事手段把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劳动的尊严——表达出来。

劳动的尊严这一信念并不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在古典时代，愤世嫉俗的犬儒学派和主张禁欲的斯多葛学派都反对人们对手工劳动的诋毁，因为手工劳动是奴隶社会价值尺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基督教原本主要与奴隶和穷人密切相关，但它后来做出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致力于消除人们对手工劳动的鄙视。然而劳动的尊严这个想法只是到了现代才得以充分发展，大概是因为随着经济专业化的发展，体力劳动变得更加单调乏味，所以才更有必要对它进行补偿性的肯定。这个信念本身与新教的出现密切相关，特别是加尔文主义，它总是要求其信徒忘记这样的教义，即劳动是亚当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才得到的惩罚。他们强调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坚持不懈地管理上帝的物质恩赐是最重要的宗教和道德义务。

克鲁索正在建筑他的第一个住所

克鲁索的管理质量不容置疑，他给自己很少的休息时间，甚至新人手“星期五”的出现也只是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不是为了休息放松而是为了扩大生产的信号。很显然，笛福崇尚禁欲的新教传统，他写的很多东西听起来很像韦伯、特罗尔奇和陶尼[2]的思想。例如，在迪克雷·克龙克格言中他这样写道：“如果你在一日之晨还昏昏欲睡，赶紧醒来吧。要知道你生来是为了做事情，只有一辈子做好事，你才对得起你的身份，才像个男子汉。”他甚至像诡辩家那样提出模棱两可的观点——追求经济效益实际上就是在效仿基督：“有用是莫大的乐趣，所有善良的人都认为它是最真实、最高尚的生活目的。只有追求这样的目标，人才最接近我们敬爱的救世主的品格，而救世主的使命就是做好事。”

我们从笛福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在宗教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之间的困惑，而清教徒的劳动尊严这一信念尤其容易受到物质价值观的影响。一旦从事日常活动被赋予最高的精神价值，那么下一步就是有自治能力的个体会将控制环境视为自己准神圣的职责。经过这样的世俗化，加尔文主义的管理理念很可能对小说的兴起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而《鲁滨逊漂流记》自然就是第一部这样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第一部虚构叙事，它将普通人的日常活动作为文学持续关注的对象。的确，虽然这些活动并不完全是按照世俗化的观点来审视的，但是后来的小说家可以继承笛福的做法，跳出宗教的囿限，认真关注人类的世俗活动。因此，很可能正是清教徒的劳动尊严这一理念构成了小说崛起的基本前提，即个人的日常生活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完全可以成为文学的恰当主题。

经济个人主义解释了克鲁索的大部分性格特征，经济专业化及其相关意识形态则说明克鲁索的冒险经历为何如此吸引读者，然而控制其精神存在的则是清教徒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特罗尔奇声称：“我们之所以能够真正永久地实现个人主义，这要归功于宗教运动而非世俗运动，要归功于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

如果我们试图在这些问题上确定优先选项，既不可行也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有一点倒是十分确定：假如所有形式的新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放弃了教会作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代之以另一种宗教观，即个人被委以首要责任，负责他自己的精神追求。这种新教观念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增强自我意识，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实体；二是普遍推行道德观念和社会观念。这两个方面对于《鲁滨逊漂流记》的产生、对于形成小说的形式现实主义所依赖的前提条件都特别重要。

认为宗教中的自我反省是每个人的重要职责，这种思想自然要比新教古老得多，它源自原始的基督教对于个人主义和主观意识的重视，圣·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对这种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因为加尔文在16世纪重新建立了这种目的性很强的早期精神反省模式并将其系统化，它才成为牧师和非神职人员至高无上的宗教仪式：每一位善良的清教徒都在内心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以表明他在上帝选择和挞伐的神圣计划中所占据的位置。

约翰•加尔文的画像

在加尔文教中，这种“良知的内化”随处可见。在新英格兰，据说“几乎每一位有文化的清教徒都会写点日记”。在英格兰，班扬的《恩德无量》（Grace Abounding）是纪念他与教派其他成员——浸礼会教徒——生活方式的丰碑。

浸礼会教徒几乎都是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仅偶尔会有例外。到了后来，经过几代人之后，虽然宗教信仰已经大大弱化，但内省的习惯仍然保持不变，这才有了现代三大自传体忏悔录，即佩普斯、卢梭和包斯威尔的忏悔录。这三位作家都是在加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自我分析的迷恋以及那种极端的自我中心倾向，都是他们与后来的加尔文信徒以及笛福的主人公所共有的性格特征。

(a)        

显而易见，这种主观的个人主义精神模式对笛福的作品以及小说的兴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鲁滨逊漂流记》开启了小说处理个人经验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与自传式的忏悔录相媲美，而且也超越了其他文学形式，因为它使我们接近个人内在的道德存在。自传体回忆录是一般清教主义者表达其内省倾向的最直接最广泛的文学形式，《鲁滨逊漂流记》正是以此为形式基础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

笛福本人的确是在一个清教徒家庭出生长大的，他的父亲是非国教主义者，也许是浸礼会教徒，更有可能是长老会教徒。无论如何，他是个加尔文教徒。他把儿子送到非国教学院，可能希望他日后能成为牧师。笛福自己的宗教信仰发生过多次变化，他的著作中包含顽固的宿命论和理性的自然神论的全部教义，而这些都是清教主义者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坚守的信仰。然而毫无疑问，笛福一直而且通常被认为是非国教主义者，他在小说中所揭示的大部分世界观显然是清教徒的世界观。

书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作者想把鲁滨逊·克鲁索塑造成一个非国教主义者，而且他的宗教反思语气往往具有清教主义特征。一位神学家认为，克鲁索反思的大意非常接近1648年威斯敏斯特大会通过的长老会短篇教理问答的内容。

确实，克鲁索身上有《圣经》崇拜的迹象：仅在《鲁滨逊漂流记》第一部分，他就引用了大约20节经文，另外还多次简短提及《圣经》内容，有时候会随手翻开《圣经》来寻求神明的指引。不过，他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会严格进行道德和宗教反省，在每次行动之后，他总要进行一番反思：这个行动如何显示神明的旨意——玉米开始抽条，肯定是神圣的奇迹，是“为我指引的食物”；他发一次烧，便可以“悠闲地审视死亡的痛苦”，最终明白他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没有感恩之心，忽视了上帝对他的怜悯。毫无疑问，现代读者一般很少关注这些叙事内容，不过克鲁索和他的作者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涉及生活空间还是生活重点，他们都认为精神领域和现实领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加尔文教派主张反省自律，也许是因为读者受到这种残余信念的影响，他们深度关注主人公日常的心理和道德生活，这在小说史上还是第一次。

当然，文学的这一关键进步并非仅仅是由清教主义的内省倾向促成的。我们已经看到，遵循工作准则可以取得相似的效果，它使得个人的日常经济事务与他的日常精神反省同等重要，而这两种趋势还与清教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种趋势之间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如果上帝赋予个人主要责任，要他为自己的精神命运负责，那么上帝就必须在个人日常生活中为他指明意图，使他为自己的精神命运负责成为可能。因此，清教徒往往认为个人经历的每个细节都潜藏着丰富的道德和精神寓意。笛福的主人公遵循的正是这样一种传统，他试图将其所叙述的许多世俗事件解释为神明的指引，以帮助他在上帝永恒的救赎和摈弃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然，在上帝的计划中，所有灵魂都是平等的，因此无论在普通的生活行为中还是在更罕见、更富有戏剧性的紧急情形中，每个个体都有充分的机会展现其精神品质。由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清教徒普遍倾向于推动道德和社会层级的大众化。例如，许多社会、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导致清教徒敌视贵族阶层所秉持的价值标准，他们不赞同传统的传奇文学表现主人公的那种方式，因为这种文学形式把主人公表现成性格张扬的征服者，他们的胜利不是在精神上或者账房里赢得的，而是在战场上和闺房里取得的。无论如何，清教主义信徒在社会和文学观念方面催生了一种基本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主的价值取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这样描述这种取向：“要知道/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是大智慧。”

这种价值取向也激发笛福写出他最雄辩的篇章之一，那便是他于1722年在《苹果蜂期刊》上为马尔堡公爵的葬礼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结尾写道：

那么生命的职责是什么？那些伟人的丰功伟绩是什么？那些以貌似胜利的姿态穿过世界舞台、我们称之为英雄的人做了些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声名鹊起彪炳史册吗？唉!这只不过是为了后代阅读而编造的故事，直到它变成寓言和传奇。难道是为诗人提供题材，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生活在他们不朽的诗行里？简而言之，这只不过是死后变成老妇吟唱给安静的孩子的民谣和歌曲，抑或在街道一隅聚集人群为扒手和妓女创造谋生的机会。或者，难道他们的事业是为他们的荣耀增添美德和虔诚？其实，光有荣耀就足以让他们永垂不朽。没有美德，何谈荣耀？没有宗教信仰的伟大人物，不过是没有灵魂的伟大野兽而已。

然后，笛福话锋一转，更像是对功德进行苛刻的道德审视，这种审视后来成为清教主义为中产阶级的行为规范留下的一笔遗产：“没有功德，荣誉算什么？除了那些能够使人成为好人和伟人的东西，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功德？”

必须承认，如果按照美德、宗教、功德和善良这些标准来衡量，无论克鲁索还是笛福的其他主人公，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当然，笛福并没有打算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然而这些标准的确代表了笛福小说赖以立足的道德水准，必须把他的主人公放到这一层面上来审视，因为与史诗或传奇文学中常见的衡量成就的标准不同，道德标准已经如此内化、如此大众化，已然与普通人的生活和行为息息相关。在这方面，笛福的主人公可以说是后来的小说人物所遵循的典范：鲁滨逊·克鲁索、摩尔·弗兰德斯，甚至雅克上校也从未想过荣耀或荣誉。在日常生活的道德层面上，他们比早期叙事小说中的人物更加完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普通的大众化的善良和邪恶。例如，鲁滨逊·克鲁索是笛福所塑造的最英勇无畏的角色，但他的性格或他面对自己奇特经历的方式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正如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克鲁索本质上是一位“普通代表，每位读者都可变身为他……无须做什么、思考什么、遭受什么或者期望什么，每个人只须想象自己在做什么、思考什么、感受什么或者希望发生什么就可以了”。

从另一方面来讲，笛福之所以将鲁滨逊·克鲁索塑造成一位“普通代表”，这与清教徒所秉持的平等主义倾向密切相关。这种倾向不仅使得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成为人们深刻而持久的精神关注，而且它还倡导一种文学观，主张以最详细最忠实的笔触来描述问题。

《摹仿论》[3]是一部关于现实主义再现文学的精彩论著，从荷马一直写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这部著作中，埃里奇·奥尔巴赫揭示了基督教人性观与表现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严肃文学作品之间的普遍联系。有关体裁的古典理论早已反映出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和哲学取向：悲剧用高雅得体的语言来表现比我们高贵的人的悲壮故事；而喜剧表现的是日常现实生活，它用一种得体而“低劣”的风格来刻画“低于我们”的人。然而，基督教文学反映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它并不欣赏这种按照题材的阶级地位来划分体裁类别的做法。福音叙事以极其严肃、有时甚至是崇高的方式来表现谦卑者的行为，这一传统后来在中世纪的许多文学形式中得以延续下来，从圣徒传记一直到奇迹剧，最终在但丁的《神曲》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

但丁的《神曲》

然而，文艺复兴的古典化趋势和反宗教改革运动重新确立了关于文体类型的古老教条，并且对其体系予以详尽阐释，而阐释的详尽程度足以让亚里士多德也惊叹不已。这种极尽阐释的典型范例在17世纪的法国文学尤其是悲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悲剧不仅要按照规定始终使用高度程式化的高雅文体，甚至连日常生活的对象和行为也被逐出了舞台。

不过在新教国家，“体裁分离”从未获得过如此高的地位。特别是在英格兰，新古典主义受到莎士比亚及其典型的悲喜剧混合模式的挑战，这种悲喜剧混合模式也是他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传统。尽管如此，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甚至连莎士比亚也遵循了“体裁分离”的做法：他处理低层和农村人物形象的方法与本·琼森乃至德莱顿用新古典主义传统处理主角的方法非常相似，毫无平等可言。有意思的是，在清教徒作家的作品中，却有不少突出的例外情况：亚当是弥尔顿塑造的第一个史诗英雄，他本质上是一个“普通代表”；班扬认为所有灵魂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他给予那些谦卑者更多的同情，对他们的生活给予更严肃的关注，其程度远远超过这些角色在同期其他文学作品中所得到的同情和关注；而笛福的小说极为清楚地揭示出清教主义语境中民主个人主义与客观地再现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物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b)        

然而，班扬和笛福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通常将笛福而不是班扬视为第一位小说家。在清教运动的早期小说中，例如在阿瑟·登特的《普通人的天堂之路》中，或者在班扬及其浸礼会同人本杰明·基奇写的故事当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小说元素：简单的语言，对人物和地方的直白描写，对普通人道德问题的严肃表征，等等。不过人物及其行为的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事物的超验设计——说人物是寓言性的，等于说他们的世俗现实不是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作家真正关注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他笔下的人物看到一个超越时空的更加宏大而又看不见的现实。

另一方面，尽管笛福的小说也关注宗教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他的主要关注对象，因为清教传统显然太微弱，还无法提供一种连续的调控模式，让他能够借此表现主人公的经历。我们只须看看克鲁索的宗教对他行为的实际影响，就会发现这种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笛福常常暗示说，事件表明神的旨意或报应，可他的故事里却很少有哪些事实能够支持他的这种观点。举一个关键的例子，如果说克鲁索的原罪首先是离家远航，未尽孝道，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相反，他比谁都混得好。他后来经常出门远行，却从不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对神明有所不敬。这其实几乎等于是“蔑视”“神明的告诫、警告和指导”，克鲁索在他的沉思录中称之为“一种事实上的无神论”。

然而，如果神明真能够带来祝福，例如当他发现玉米粒和大米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克鲁索只需要领受即可。作为一个整体，《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克鲁索更远的冒险》和《鲁滨逊·克鲁索沉思录》这三部曲清楚地表明，假如神明的干预不太管用，那就尽可放心地忽略它。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克鲁索的宗教生活具有不合情理的成分。“我们并不考虑他的祈祷，因为对他来说，祈祷是一种快乐的源泉，他把它当作消遣来看待。”

如果马克思能够看到查尔斯·吉尔登的观点，他自然也会感到高兴。吉尔登指出：“宗教以及那些有益的思考……实际上……”是“为了扩充笛福这本五先令的书的内容”。

马克思和吉尔登敏锐地指出，书中的宗教内容与其行为不一致。不过，他们的解释对笛福来说有失公允。尽管笛福的精神意图可能是非常真诚的，但是这些意图具有所有“主日宗教”的那种弱点，即只有在实际行动的间歇，他的主人公有闲暇做点精神方面的事情时，他才会隔三岔五地为神灵供奉一点难以令其信服的贡物，以此来展示供奉者的精神意图。这的确就是克鲁索的宗教，这种宗教归根结底反映了笛福本人一直悬而未决的那种困惑，也可能是他内心深处潜意识冲突的结果。他完全生活在一种实用功利的环境里，因此在描述鲁滨逊·克鲁索的宗教生活时，笛福可能完全忠实于自身的存在，而他的宗教教养迫使他时不时地以明星记者的身份写一段精彩叙事，发给在远方编辑宗教版面的同事，由同事撰写合适的宗教评论，然后再及时出售给读者。尽管清教主义的编辑政策不容改变，可是通常只须满足纯粹的形式即可。在这方面，笛福也完全体现了清教主义的发展特征，用施耐德的话来说：“信仰很少成为疑惑，而是成为仪式。”

虽然对于来世的忧虑并不是笛福小说的基本主题，但是这些忧虑的确以一种令人敬畏的尾音点缀着他的叙事，以此表明人一辈子摆脱不了那种机械性的劳作。

因此，在笛福的小说中，宗教显得相对无力，但这并不是说他不诚实，而是说他的观点已经深深地世俗化。世俗化是他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世俗化”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本身是在18世纪前几十年才产生的。笛福本人出生时正赶上君主制复辟和清教徒主政的英联邦崩溃，而《鲁滨逊漂流记》正是在萨尔特大厅之争发生的那一年写成的。当时，非国教派放弃与圣公会教派和解的最后希望，因为就连他们自己内部也毫无希望达成一致。[4]在《鲁滨逊·克鲁索沉思录》中，笛福的主人公这样思考基督教在整个世界的衰落现象：在一个充斥着异教徒的世界里，基督教成了四分五裂的少数教派，上帝的最后干预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遥无期。至少在这本书的最后，鲁滨逊·克鲁索不得不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在世界上任何时代，再也没有人对基督教抱有热情，除非天堂亲自擂响战鼓，天上的光荣大军降临尘世，宣示上帝的杰作，把整个世界纳入国王耶稣的管辖之下——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并不遥远，但在我所经历的旅行中，在我所得到的所有启示中，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是的，一句话也没听到。

“是的，一句话也没听到”，这种正在发生的垂死堕落让克鲁索绝望，他终于明白他所期待的和他所经历的并不一致。在天堂还没有亲自擂响战鼓之前，他必须向一个实际存在的世俗世界妥协，踏上天路历程，沿着一条不再被上帝的天意照亮的道路走下去。

促成这一时期世俗化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和社会进步，对于清教主义而言尤其如此。例如在新英格兰，早期的清教移民很快就忘记他们最初建立的是“宗教种植园，而不是贸易种植园”。据说布拉德福德州长（Governor Bradford）在他的《普利茅斯殖民史》中以一位清教圣徒的口吻写道，人们“越来越不像清教徒传教士，倒是越来越像《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在英格兰，在笛福时代，那些更加值得尊敬的异教派起码是由某些趋炎附势的富商和金融家主导，由于有利可图，许多成功的宗教异议者不仅偶尔顺从，甚至还加入英国国教。

笛福早年曾痛斥过那些见风使舵且偶尔遵从国教的人，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鲁滨逊·克鲁索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偶尔遵从国教的人。如果经济上的权宜之计要求他这样做，他甚至可以变成罗马天主教徒。

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到了18世纪，这种冲突或许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变得更加显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多人真的认为这种冲突实际上并不存在。例如，沃伯顿主教（Bishop Warburton）就认为，“追求实利的同时也是在追求真理，因为两者密不可分”。

笛福小说中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他不愿意思考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的激烈程度。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引发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价值观会不会真的让所有问题混乱不堪？不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样的观点，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种混乱可能的确存在，因为笛福在小说中以同等严肃的立场对待“高尚”动机和“低下”动机，他小说中的道德连续性比以往任何小说中的道德连续性都更像是精神和物质的复杂组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道德选择时一般都要涉及这种组合。

这样看来，笛福在小说史上举足轻重，这与他的叙事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的叙事结构体现了清教主义与根源于物质进步的世俗化倾向之间的斗争。还有一点也显而易见，即世俗的经济观点也功不可没。正是因为如此，人们通常认为促使小说兴起的第一个关键人物是笛福而不是班扬。

德·沃格[5]信奉天主教，极力反对法国现实主义，他发现小说排除非自然主义的内容，并据此提出一种无神论假设。可以肯定的是，形式现实主义是小说通常使用的手段，它倾向于排除任何感官无法证明的东西，就像陪审团通常不允许依靠神明的干预来解释人类行为一样。因此，一定程度的世俗化有可能是新的文学体裁兴起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大多数作家和读者相信那些在尘世舞台上担纲主演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诸如教会或是由超验性的圣父、圣子、圣灵等担任主要角色时，小说才能集中表现个人关系。

乔治·卢卡奇写道，小说是一种史诗，它表现的是被上帝抛弃的世界，用德·萨德的话来说，小说表现的是“俗世的仪式”。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说家本人或者他的小说不能有宗教信仰，而是说无论小说家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方法都应该严格局限于世间的人物和行为，精神领域只能通过角色的主观体验来呈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真实性或重要性绝不是根据他本人的宗教观点来呈现的。就像班扬的小说一样，要充分完整地解释每一个行动的原因和意义，神明的干预并不是必要的构成要素。阿廖沙和佐西玛神父被描写得非常客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色描写表明，他虽然不能假定精神的现实存在，却必须证明它的确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靠任何非自然的因果关系或意义来实现其完整而感人的目的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小说要有一种世界观，它的中心应该围绕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涉及个人主义和世俗化的问题，因为直到17世纪末，个人并不被看作是完全自主的，而是被看作一幅图画中的一个元素，个人的意义取决于圣人，个人的世俗行为模式则取决于诸如教会和王权这样的传统制度。

与此同时，无论是对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还是对于小说的兴起，以及对于后来在英国形成的小说传统，清教主义的积极贡献都不可低估。正是通过清教主义，笛福为小说引入了一种关注个人心理的写作手法，这是修辞推理方面的一大进步。在此之前，即使在诸如德·拉·法耶特夫人最杰出的传奇文学中，这种写作手法也被轻描淡写地归类为心理描写。鲁道夫·斯坦姆（Rudolph Stamm）是一位全面论述笛福的宗教立场的学者，用他的话来说，笛福的作品表明他“自己的现实经验与加尔文主义信徒的现实经验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尽管这是事实，却抹杀不了笛福本人非国教背景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说，就像后来秉承了同一传统的其他小说家一样，譬如塞缪尔·理查逊、乔治·艾略特或D.H.劳伦斯等，笛福继承了除宗教信仰以外的清教主义的一切传统：他们都有十分积极的生命观，将生活看作一种持续不断的道德斗争和社会斗争；他们都把平凡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看作道德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理性和良心的作用才有可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他们都通过内省和观察来寻求建立个人确定无疑的道德体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早期清教徒自以为是且棱角分明的个人主义特征。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笛福的第一部小说如何揭示经济和宗教两个方面的个人主义同小说兴起之间的本质关系。由于我们感兴趣的是《鲁滨逊漂流记》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所以这一成就与反映个人主义远大抱负和个人主义困境的方式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就值得我们略加思考一番。

《鲁滨逊漂流记》自然不能归类为其他小说，而应归类为西方文明的伟大神话，诸如《浮士德》《唐璜》和《堂吉诃德》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有着最基本的情节、最持久的意象、最专注的追求，主人公都是典型的西方人，有着典型的西方欲望。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桀骜狂妄的性格、非凡的本领和毫无节制的堕落。他们的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显得尤为重要。堂吉诃德表现了骑士理想主义的鲁莽慷慨和狭隘盲目；唐璜一方面毫无节制地追求女性，一方面又遭受她们无尽的折磨；浮士德是伟大的学者，他的好奇心永远得不到满足，因此遭到天谴。对于克鲁索而言，他似乎坚信自己跟他们无法相提并论，他们都是旷世奇才，而他所能做的任何人都能做到。然而他也有非凡之处，他可以独自应对各种困境。不过他也有缺陷，他过于自我，这就注定他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孤独的。

也许有人会说，他之所以以自我为中心，那是环境强加给他的，因为他被抛到了孤岛上。但是有一点不证自明：他的性格始终决定他的命运，孤岛只是碰巧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得以展现现代文明的三种相关倾向——个人绝对的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和理性自由。

正因为克鲁索实现了理性自由，所以卢梭指出，这是“唯一的一本让所有人明白书籍可以教育人的书”，并以此来教育爱弥儿。卢梭认为“一个人想要超越偏见，想要学会判断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置身于孤立的地方，像克鲁索那样，根据事物的实际价值做出判断”。

在他的荒岛上，克鲁索也享有卢梭所向往的那种绝对自由，远离各种社会限制，即没有家庭关系或民事当局干涉他的个人自主权。即使他后来不再独自一人，他的个人专制统治仍然存在，实际上有增无减：鹦鹉喊出主人的名字，“星期五”自觉自愿地发誓永远做他的奴隶。克鲁索陶醉于这种幻想：他是一个绝对的君主，甚至有一位到访的客人想知道他会不会是一个神。

最重要的是，孤岛为克鲁索提供了完全自我放任的条件，让经济人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国内市场条件下，税收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使得个人无法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方面。这样一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便是，听从广袤地域的呼唤，找一座没有所有者或竞争者的荒岛，在“星期五”的帮助下建立你的个人帝国。“星期五”不需要工资，因而可以减轻白人的负担。

克鲁索正在编织篮子

这就是笛福的故事所呈现出来的积极、富有预言性的一面。克鲁索激发了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的灵感，成为卢梭等流离失所的都市资本主义的象征，也成为都市资本主义更加务实的英雄，也就是帝国建设者的象征。克鲁索实现了所有这些理想和自由，无疑是一个独特的现代文化英雄。亚里士多德认为，“无法在社会中生活，或者因为自给自足而无须在社会中生活”的人，要么是野兽，要么是上帝。要是亚里士多德还活着，他肯定会发现克鲁索是一个很奇怪的英雄。这也许不无道理，因为非常肯定的一点是，克鲁索实现的那些理想和自由在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切实际，假如推而广之，这样的理想和自由对人类的福祉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可能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鲁滨逊·克鲁索所取得的成就既真实又可信。的确如此，不过那只是因为在笛福的叙事中，他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人类所有经济形式的社会性质以及孤独所产生的心理影响。笛福或许是卡尔·曼海姆称之为无意识的“乌托邦心态”的受害者，这种乌托邦心态受其行动意志的支配，“对于一切可能动摇其信仰的东西都视而不见”。

鲁滨逊·克鲁索发迹的基础自然是他从沉船上抢救出来的那些原始工具和货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齐全的货物库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笛福的主人公并不是真正的原始人，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个资本家。在这个富饶而原始的岛上，他完全拥有这片土地的永久产权。拥有这片土地，再加上从船上搬来的货物，让他创造了奇迹，这就更加坚定了那些崇尚新经济的人的信念。不过这仅限于那些坚信新经济理念的人。对于持怀疑观点的人来说，赞美自由事业的古典田园诗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种安慰和安全。事实上，克鲁索是个幸运者，他继承了无数人的劳动成果，他的孤独是一种手段，也是他获得好运的一种成本。之所以说他是幸运的，是因为所有潜在的股东都在海难中丧生，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幸运。沉船事件远非命运的悲惨突转，而是一个神助的良机。这次骤变让笛福得以把孤独的劳作表现为解决经济和社会现实中诸多复杂问题的一种方案，而不是替代死刑的一种惩罚。

很显然，人们从心理上反对把《鲁滨逊漂流记》看作一种行动模式。实际上，就像社会使每个个体成其为个体一样，长期缺乏社会生活往往会使个人在思想和情感上再次陷入彻头彻尾的原始主义。在笛福写作《鲁滨逊漂流记》的素材中，真正发生在幸存者身上的事情，即使是最好的，也鲜有什么是鼓舞人心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屡屡遭到恐惧的侵扰和生物退化的困扰，越来越接近动物，失去说话的能力，直至发疯而死或者空虚而死。笛福应该读过一本名为《曼德尔斯洛航海记》（The Voyages and Travels of J.Albert de Mandelslo）的书，里面讲述了这样两个案例：一个是法国人，他在毛里求斯度过两年孤独的生活，以生乌龟为食，患上了一种疯病，病情发作时他把自己的衣服撕成碎片；另一个是荷兰水手，他在圣赫勒拿岛上掘出一名被掩埋的同伴的尸体，然后钻进同伴的棺材出海。

这种绝对孤独的现实存在与传统观点对绝对孤独所产生的后果的看法是一致的，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的那样，“孤独的凡人”“肯定是奢侈的，有可能是迷信的，很可能是疯狂的：因为不用脑子，他的思想呆滞，人变得没精打采，就像肮脏空气中的蜡烛那样一扑即灭”。

然而，《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则恰恰相反：克鲁索成功地将荒凉的孤岛变成了资产和财富。笛福以心理的各种可能性为起点，全面描述了人类无法排遣的孤独感。正因为如此，他能让所有孤独的人产生一种共鸣——有谁偶尔不会感到孤独呢？一种内心的声音不断向我们表明，个人主义所推崇的人类孤独是痛苦的，最终往往导致人像动物那样冷漠无情，甚至精神错乱。笛福自信地回答说，每个人如果要充分实现自己的潜力，孤独就是他不可避免的艰难前奏。两个世纪以来，崇尚个人主义的孤独令读者禁不住欢呼，笛福将一种必需表现为一种令人信服的美德，为个人主义经验的形象——孤独——增添了如此令人鼓舞的一抹亮色。

毫无疑问，孤独是普遍的。人们总会发现“孤独”这个词镌刻在个人主义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已经看到，尽管笛福本人是新经济和新社会秩序的乐观代言人，但是作为一名小说家，他的视野表现得既坦率又真实，他描写了许多与经济个人主义相关却不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将个人与其家人和国家分开。还有一些非常相似的情况，现代社会学家都将其归结为《鲁滨逊漂流记》里面所反映的另外两大趋势。例如，马克斯·韦伯表明，加尔文宗教个人主义令其信徒崇尚史无前例的“内心分离”；杜尔凯姆[6]从劳动分工及其相关变化中揭示了现代社会规范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冲突和复杂性。而社会规范的“失范”便是让个人自食其力，正是这样的偶然性为小说家描写他那个时代的生活提供了一座有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丰富宝藏。

笛福本人似乎很清楚，他的孤独史诗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具代表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也未必完全清楚，他摈弃孤独对于经济和心理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将他的主人公的奋斗经历描写得比现实更加激励人心。不过，克鲁索最雄辩的话讲的正是人类的普遍状态——孤独。

正在写日记的克鲁索

《鲁滨逊·克鲁索沉思录》（1720）是一部集宗教、道德和魔幻题材于一体的杂文集，总体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事。该书基本上是拼凑而成，目的是充分利用《鲁滨逊漂流记》及其略显逊色的续记《鲁滨逊·克鲁索更远的冒险》所带来的巨大成功。至少在“序言”和第一章“论孤独”中有几条颇有价值的线索，表明笛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其主人公冒险的价值何在。

他在《鲁滨逊漂流记》“序言”中指出，这个故事“既是寓言性质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作品取材于“真人真事，而且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他的人生经历是这几本书当之无愧的主题，故事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与他直接相关”。笛福也暗示，他自己就是那个“原型”，而鲁滨逊·克鲁索只是这个原型的“象征”而已，他用寓言手法刻画的正是他自己的生活。

许多批评者否认甚至嘲笑这一说法，有人公开批评《鲁滨逊漂流记》是虚构的。有人认为，笛福之所以声称它是寓言性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驳这种批评，也是为了消除清教徒们对小说的普遍抵触情绪，而他本人相当认同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管如此，这种说法与笛福的自传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说法，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唯一一本他如此声称的书，它与我们所了解的笛福的世界观和抱负非常吻合。

在笛福那个时代，他本人就是一个卓尔不群、傲世而立的人物。1706年，他发表《对一篇题为〈哈弗沙姆勋爵为其言论所做的辩解〉的小册子的答复……》，在“序言”中简述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他说：

我在这个世界上孑然而立，被那些亲口承认我为他们效过力的人所抛弃；……我孤立无援，只有靠自己努力，直面不幸和困境，即使没有清债协议，也把债务从17000英镑减少到不足5000英镑；在监狱里，在逃亡途中，在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中，我自力更生，从没有得到过朋友或亲戚的任何帮助。

“毫不气馁，奋力前行”，这无疑是克鲁索和他的创造者身上共有的英雄主义精神。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序言”中提到，小说的主题鼓舞人心，它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品质：“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保持战无不胜、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最困难、最令人沮丧的境况下保持不屈不挠、英勇无畏、坚定无比的信念。”

笛福为他的故事赋予一种自传性质的意义之后，接着思考孤独问题。他的议论十分有趣，证明了韦伯关于加尔文主义影响的看法，其中大多数论点关注的是清教徒们所坚持的观点，即个体需要在自己内心征服世界，无须诉诸修道便能战胜精神上的孤独。他表示“关键是要获得淡泊的心灵”。他继续说：“只要我们乐意，即使在熙攘的闹市，在宫廷谈笑和侠义纷扰中，或者在嘈杂的营地和琐事中，我们都会像在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中一样，或者像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一样，尽情享受孤独的每个细节，得到仁慈天恩的护佑。”

然而，这段有关孤独的论述偶尔也会沦为一种老生常谈，把它说成是一种持久的心理事实：“所有反思感人至深，在某些方面，我们亲爱的自我就是生命的终结。因此可以恰当地说，世事纷杂，人人匆忙，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他的一切反思都是为自己而做，一切愉快都是他自己去享受，一切烦恼忧伤都得他自己去品尝。”

在这里，清教徒主张个人完全拥有自己的灵魂，使其免遭罪恶世界的侵扰，这种措辞的含义就是要个人更加彻底地远离世俗社会。后来，笛福重新定义笛卡尔的“孤独的自我”，将其糅合成一种痛苦的个人孤独感。面对强大的现实，笛福写出了如此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雄辩文字：

对我们来说，他人的悲伤是什么，他人的快乐是什么？是凭借同情的力量感动我们的东西，是情感的悄然转变，然而所有的深刻反思都指向我们自己。我们的沉思是完美的孤独，我们的激情在隐逸中展现；我们有爱，我们有恨，我们贪图，我们享受，一切都在隐逸和孤独中进行。我们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人，只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欲望；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享受，沉思，都是孤独和隐逸；我们为自己享受，我们为自己受苦。

“我们贪图，我们享受，一切都在隐逸和孤独中进行”——真正占据人的身心的是使他无论身在何处都感到孤独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过于关注他同其他人的关系的实质而难以从中找到慰藉。“我们……告诉他人，只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欲望”：理性的、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关系本身就是对言语的一种嘲讽；克鲁索沉默生活的场景绝不是乌托邦，因为四周一片死寂，只是偶尔被鹦鹉的叫声“可怜的鲁滨逊·克鲁索”打破，这样的环境不会强人所难，不会让人的本体或自我觉得必须装模作样地与人交往，或者虚情假意地与同伴交流。

站在岛上遥望大陆的克鲁索

因此，《鲁滨逊漂流记》呈现的是一种告诫性形象，反映了绝对个人主义的终极结果。就像所有极端趋势一样，这种趋势很快就引起了反响。一旦人类被迫意识到自身的孤独，他就开始更加详尽地分析个人对于社会的那种密切而复杂的依赖关系。在经受个人主义挑战之前，这种依赖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例如，人类根本的社会属性成为18世纪哲学家的一个主要话题，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1739）中就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几乎可以看作他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批驳：

我们的所有愿望都指向社会……让自然界的所有力量和元素去服侍和服从一个人，让太阳按照他的命令升起落下，让海洋和河流按照他的意愿涌动，让地球随时提供对他有用或令他满意的任何东西。即使这样，他仍然会感到悲惨，除非再给他一个人，他至少可以与这个人分享他的快乐，享受这个人所能给予的尊重和友谊。

在个人主义开始关注人与其他同伴明显貌合神离的关系之后，才有了现代的社会研究，而小说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也正是在《鲁滨逊漂流记》喊出人类孤独之后才开始的。笛福的故事也许算不上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故事，因为它很少涉及个人关系。然而，小说的传统应当始于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消弭了传统社会秩序中的各种关系，继而关注那种用崭新而自觉的模式来建立个人关系网络的机遇和需求。随着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旧秩序在日益兴起的个人主义巨浪中搁浅，就像鲁滨逊·克鲁索遭遇海难一样，小说问题同现代思想之间的关系也就建立了。█

本文节选自“《鲁滨孙漂流记》、个人主义和小说”，载于《小说的兴起》，伊恩·瓦特著，刘建刚 闫建华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注释与参考文献：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小说的兴起》第三章“《鲁滨逊漂流记》、个人主义和小说”，限于篇幅原因未收录全文，感兴趣的读者敬请移步原书进行阅读。

[1] 西班牙银圆（piece of eight），在中国曾称本洋、双柱、柱洋、佛洋、佛头、佛银、佛头银等，是一种银质硬币，直径约38毫米，价值8个西班牙里亚尔（reale），是1497年西班牙货币改革后铸造的，曾流通世界各地。——译者据维基百科注

[2] 韦伯 (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 和政治经济学家。———译者注

恩斯特·彼得·威廉·特罗尔奇 （Ernster Wilhelm Troeltsch,,1865-1923），德 国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家、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作家，还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家。———译者据维基百科注

陶尼 （Richard Henry Tawney,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译者注

[3] 此处原文为《模仿》，取现在较为流行的译法，为《摹仿论》。

[4] 笛福生于1660年，卒于1731年，《鲁滨逊漂流记》写于1719年，正好是萨尔特大厅之争（the Salters Hall controversy）的那一年。萨尔特大厅之争指的是发生在1719年2月的非国教派与圣公会教派之间的争论。——译者注

[5] 德·沃格（De Vogüé，1848—1910），全名Marie Eugène Melchior，法国外交官、东方主义者、旅行作家、考古学家、慈善家和文学评论家。——译者据维基百科注

[6] 埃米尔·杜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译为迪尔凯姆、涂尔干、杜 尔干等，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年鉴》创刊人，他 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称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其主要著作有 《论自杀》及 《社 会分工论》等。———译者据维基百科注

编辑 丨黄海芮

校对 丨国曦今

审核 丨杨勇、陈烨广